元稹去世后，刘禹锡写下一首悼亡诗，颈联堪称千古绝唱

有读者问小话，“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这两句诗出自谁人之手，全诗又该怎样理解。

开篇明义，这两句诗是唐代诗人刘禹锡之手，而且是他写给白居易的一首唱和诗中的两句。

刘禹锡和白居易是这首诗中的宾主酬唱关系，但这首诗又与他们两人的共同好友元稹有关，这又是为什么呢？

解读这首诗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刘禹锡、白居易、元稹之间的关系。

刘禹锡一生阅历丰富，不光是仕途上的行万里路，更是因为像他的《陋室铭》中说的那样，他有“谈笑有鸿儒”的顶流朋友圈。

刘禹锡一生交往及唱和过的诗人很多，他生前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白居易称他为“诗豪”；他与柳宗元情同知己，是金兰之交；他在贬居江湘时期与诗人元稹唱和，他与名臣令狐楚唱和的诗歌多达六十余首。

其中，他与白居易、元稹的唱和时间跨度很长。他们三人堪称中唐诗坛铁三角，而他们之间的诗歌唱和也成为诗坛的一段佳话，更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段美谈。

其中，刘禹锡与白居易的唱和时间最早，从元和三年（803）到会昌二年（842），此唱彼和将近40年，即使天各一方，亦未曾停止。

大和三年（829），白居易将自己与刘禹锡的唱和诗编成《刘白唱和集》上下两卷，共收入两人唱和诗138首。

刘禹锡与元稹唱和的时间略后于白居易，约在元和五年，当时刘禹锡谪居朗州已有五年，而元稹刚由监察御史贬为江陵士曹参军。

刘禹锡与元稹之间唱和的高频时段正是在这一时期，相同的人生际遇和命运转折使他们经常以道义相勉、气节相励。离开江湘以后，他们唱和的频率与热度稍减，却并没有中断。

好了，了解了他们三人之间的诗歌酬唱与真挚友谊之后，再来解读这首诗，诗意也就清晰很多了。

所以，当刘禹锡从白居易的书信中听闻元稹（字微之）等人去世的消息后，他伤感不已，写下了这首诗。诗的题目是《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原诗如下：

吟君叹逝双绝句，使我伤怀奏短歌。

世上空惊故人少，集中惟觉祭文多。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

万古到今同此恨，闻琴泪尽欲如何。

这首诗既是一首唱和白居易的诗，也是一首悼亡元稹等人的诗歌。诗歌大意是说：吟诵起您寄来的哀悼亡友的两首绝句，使我心中无限感慨写下这首短歌。我惊叹世上的老朋友越来越少，只觉得文集中的祭文越来越多。芳林中的新叶不断催换着旧叶，流水里前波总是让位给后浪。从古至今，人人都有哀悼逝者的憾事，即使为亡友流尽眼泪又将如何？

首联写的即是刘禹锡从白居易寄来的两首绝句中，听闻了元稹去世的消息。白居易在第一首诗中写道：“并失鹓鸾侣，空留麋鹿身。只应嵩洛下，长作独游人。”第二首诗的内容是：“长夜君先去，残年我几何。秋风满衫泪，泉下故人多。”

颔联写到友人一一离开人间，祭文所作自然增加，以致文集中祭文最多，对于友人去世之伤痛无奈之情，自己的孤独之感溢于言表。

在白居易的诗歌中，对朋友去世的伤感之情极为浓郁，几近呜咽。按照常理，刘禹锡的诗自然也应该呼应题中之义，伤感必然是唱和诗的主题旋律，但如果只是以伤感为主线，那就混同于寻常的悼亡之作而未能跳出白居易原唱的腔调。

所以，刘禹锡在颈联中，是这样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的：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这两句大意是说没有陈叶的凋零，何来新叶的生长？同样的道理，假若没有前波的偃息，也不会有后浪的汹涌。

刘禹锡在看似写景的笔墨中蕴含的是新陈代谢、生生不息的深层次的哲学思辨，并以富含哲理性的思考超越了白居易的原作。颈联堪称全诗的精华，是全诗的点睛之笔，这两句顿然提升了全诗的境界。

这两句也是传唱至今的千古名句，也最能体现刘禹锡的哲学思想。如果仅从字面来看，诗人的本意指春天里，茂盛的树林新长出的叶子，催换着老叶、旧叶；江河中，奔腾的后浪推动着前浪。

透过字面意思，是人的言外之意不言自喻，诗中里陈叶与前波喻指元稹等已经去世的好友，也可指旧事物。而新叶、后波喻指诗坛新秀，亦可指新事物。

在刘禹锡看来，新事物的产生旧事物的消亡有它的客观必然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既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就要顺应、利用规律。

刘禹锡有感于友人的去世，悲痛之余，他想到的也许就是尊重逝者、善待生者，以及生者应该珍惜生命好好活下去。

所以刘禹锡从生命的角度进行思考，从而得出了这样的人生哲理：没有陈叶就不会有新叶，没有前波亦不会有后波，新旧事物不是绝然对立的，不是毫无关系的。

新事物中包含了旧事物中的优秀成分，旧事物中孕育了新事物的某些基因，旧与新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也见刘禹锡已经既有辩证思想，暗合对立统一规律。这两句诗还可以看出刘禹锡在认清事物发展的规律后，表现出的乐观豁达的人生观。

刘禹锡酬答白居易的这首诗，实现了诗情与哲理的水乳交融，映现于其中的超尘拔俗的胸襟、情怀与哲学思想认知。

这样的认知不是偶然闪现的，而是贯穿始终的，宛若草蛇灰线，绵延于他与白居易唱和的全过程，这就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认知高度。

再后来，刘禹锡和白居易在晚年在洛阳再度重相逢，他们的唱和也达到了另一个高峰，他们的诗歌唱和活动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刘白诗人群”形成的直接推动力，这也是中唐诗坛的文化盛事。

作为这个创作群体的翘楚人物，刘禹锡与白居易是后代所艳羡的“洛阳文酒之会”当仁不让的主角，而他们的唱和诗也是脱颖于其间的最具艺术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