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藏族史第六章:元代青海藏族及其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

套路网2023-07-25 20:36:270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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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年（开禧二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诸部，建立起蒙古汗国，随之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先后并西辽，降西夏，灭金朝，并于1227年（宝庆三年）春进军临洮、河州及西宁州等地，将青海东部地区纳入蒙古汗国版图之内，派章吉驸马镇守。窝阔台汗时（1229~1241年），其次子阔端以凉州为据点，经略吐蕃各地。至蒙哥汗时，在河州置“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开始对整个青海藏族地区进行全面的统治与管理。

第一节蒙古汗国与藏族地区的早期接触

根据汉、藏和蒙古文史籍中的记载，藏族与蒙古族的接触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时期，但又有不同的说法。据《贤者喜宴》载，蔡巴噶举派尚蔡巴的弟子藏巴东库哇等七人先到西夏传法，后到蒙古，在山间修行，被蒙古军派充牧羊人。因为在一次雹灾中他们所放牧的羊群未受损失，所以被蒙古人称为管天的有福德的人。成吉思汗即位后，听闻其事，立即召见了藏巴东库哇，因他曾在西夏住过，熟悉西夏情形，衣着又和西夏人一样，所以受到正在对西夏用兵的成吉思汗的重视。他向成吉思汗讲说佛经，使成吉思汗对藏传佛教有了了解并生起敬仰之心。但是由于在蒙古的道士和也里可温（景教）信徒的嫉妒，他返回了西夏，继续修行。1226年成吉思汗攻打西夏时，蒙古军在战争中摧毁了许多佛寺并杀戮僧人，他到成吉思汗身边去请求，被成吉思汗尊为告天（向上天祷告）的长老。他还通过向成吉思汗讲说因果，劝说成吉思汗信奉佛法。由于他的劝说，更可能是因为成吉思汗看到藏传佛教在西夏社会中的地位，认识到要统治西夏就要争取和优待佛教僧人，因此成吉思汗发布了免除僧人差税兵役、不准在寺院内驻兵的诏书，还修复了战争中毁坏的西夏地区的一些寺院。窝阔台即位后不久，藏巴东库哇在蒙古去世，临终遗言要蒙古人迎请他的师兄弟贡塘巴。

《安多政教史》记载，从前，西纳族中有西纳兰巴和西纳格西两兄弟到西藏，“哥哥在彼处建立基业，后又发展为宗吉坚赞桑波和多杰仁钦官人等支系；弟弟到了萨迦，读了许多经典，学习显密经教，后来成为著名的学者。他于结业后闭关修习期间，见到了文殊菩萨和度母圣容。度母还授记‘前往北方蒙古地区，弘扬佛法’。于是从后藏觉摩隆、拉萨和贡塘三地各带领一位最有学识的格西作为随从，前往北方。觐见正在相多地方居住的成吉思大汗”，并为成吉思汗讲说佛法、显示下雨止雨等神通，赢得成吉思汗的敬重。后成吉思汗返回皇宫时将西纳格西留在身边带回皇宫中。成吉思汗的小儿子拖雷还将西纳家族的西纳泽觉收养为义子。这一说法不见于其他史籍，真伪尚待考查。但蒙古汗国时，成吉思汗家族在战争中常有收养义子的记载，说明西纳家族当时已与蒙古王室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蒙古统一西藏的历史过程中自然会发挥一定的作用。后来，阔端派人敦请萨班到凉州会晤，或有西纳家族的影响。

另外，当年成吉思汗西征时，曾于1218年率兵进入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等地，当时可能有一支蒙古骑兵从叶尔羌南下进入到西藏西端的阿里（包括现今在境外的拉达克），占领了部分地区，设置都元帅，并征兵从征。由于这一原因，1220年成吉思汗派哲别、速不台追击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时，其军中有吐蕃兵随征。《元史》载：郭德海“从先锋柘柏（即哲别）西征，渡乞则里海，攻铁山……逾雪岭西北万里，进军次答里国，悉平之。乙酉（1225年），还至峥山，吐蕃帅尼伦、回纥帅阿必丁反，复破斩之”。1222年，成吉思汗曾亲率大军追击摩诃末之子扎阑丁到印度河西岸，次年又溯印度河而上，打算取道吐蕃地区返回蒙古，但军队行进一段后因路途险阻而折回白沙瓦。当时成吉思汗可能有武装深入藏族地区的打算。《元史》载：“帝（成吉思汗）将伐西蕃，患其城多依山险，问（郭）宝玉攻取之策，对曰：‘使其城在天上，则不可取，如不在天上，至则取矣。’帝壮之，授抄马都镇抚。”约在1246年出使蒙古的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使者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向教皇报告蒙古情况的《蒙古史》中记载了流传在蒙古人中间的成吉思汗西征的故事，其中提到成吉思汗率蒙古军在进攻印度后回国的途中，“他们来到不里吐蕃（Burithabet）的地方，他们在交战中把它征服了。该地居民是异教徒，他们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或毋宁是不名誉的风俗，这就是当任何人的父亲去世时，他们就把全家人集合到一起，把尸体吃掉。这是被当做一件确凿的事实告诉我的。”这里的“不里吐蕃”应是阿里西部和拉达克一带，所谓父亲去世时全家人把尸体吃掉的风俗，应是蒙古军最初与藏族接触时对藏族天葬习俗的误解。《蒙古源流》中说，成吉思汗45岁（1206年）用兵于土伯特之古鲁格多尔济汗。彼时土伯特汗遣尼鲁呼诺延为使，率三百人前来进献驼只、辎重无算，会于柴达木疆域。成吉思汗赏赐其汗及使臣，并送礼物和信件给萨迦察克罗咱斡阿南达噶尔贝喇嘛，信中说：“尼鲁呼诺延之还也，即欲聘请喇嘛，但朕办理世事，未暇聘请，愿遥申皈依之诚，仰恳护佑之力。”由是收服阿里三部属八十万土伯特人众，遂进征额纳特珂克（印度）。《蒙古佛教史》亦载：“皇帝（成吉思汗）四十五岁之藏历第四绕迥火兔年（1207年）之时，用兵于吐蕃之乌思地方，第悉觉噶与蔡巴贡噶多尔济等人闻之，遣使三百人来迎，奉献盛宴，说：‘愿归入你之治下。’将纳里速三围、乌思藏四如、南部三岗等地面全部呈献，皇帝对此大加赏赐，将吐蕃全部收归治下。此后，寄送礼品及书信给萨钦·贡噶宁布，书信中说：‘我要迎请大师你，但是还有数件国事未曾完成，一时未能迎请。我在此地依止于你，请你在彼处护佑于我。今后我之事务完结之时，请你及你的弟子来蒙古地方弘扬佛法。’此次虽未亲自与上师相见，但已遥拜上师，向乌斯藏之三所依（佛像为身所依，佛经为语所依，塔为意所依）及僧伽献了供养，故皇帝已成为佛法之施主、教法之王。其后，为直接将印度之王臣收归治下，乃向彼处进军。”对此，东噶·洛桑赤列在其《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指出：蔡巴贡噶多吉（1309~1364年）和萨钦贡噶宁布（1092~1158年）不是同时代的人，而且他们都和成吉思汗不是同时代的人，故这一说法在年代上是错误的。也有学者对蒙古史籍所说的以蔡巴家族为首的西藏地方势力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归降蒙古的说法表示应该存疑，上述史载，“只能说，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汗国与藏传佛教的一些僧人有了接触，蒙古军在灭西夏和征中亚的战争中进入过阿里和甘青藏族地区的边缘部分，这种接触为后来蒙古汗国统一藏族地区打下了基础。一些蒙古史料说整个藏族地区都向成吉思汗表示归顺，可能是后来的一些蒙古佛教僧人为了把藏传佛教传入蒙古与成吉思汗联系起来而附会上去的”。而著名蒙古族学者札奇斯钦先生在对《元史》、《蒙古源流》、《黄金史》及《世界征服者史》等史籍中的有关记载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在成吉思汗时代，可汗的威望，已经镇慑了土番贵族和僧侣，蒙古与土番之间，已经有了正式的往来和象征性的从属关系。”

第二节凉州会晤与蒙古统一吐蕃

从史载看，蒙古在西征和灭金、夏的过程中，最初从西夏藏传佛教僧人那里了解到了藏族及其社会文化的基本情况。1229年（绍定二年）蒙古灭西夏和金之后，将原西夏故地及已经归顺蒙古的今甘青藏族地方划为阔端的领地，并让其负责对吐蕃的统一事业。在阔端的策划经略下，萨迦班智达赴凉州与其会晤，这次历史性的会晤被称为“凉州会晤”。凉州会晤使蒙古王室与藏族正式建立联系，并推动了整个藏族地区纳入元朝版图的历史进程。

一、阔端对吐蕃的经略与青海藏族地区归于蒙古

1226年（宝庆二年）蒙古军队集中兵力攻打西夏，接连攻取西夏的黑水城（亦集乃城）、甘州、肃州、凉州、灵州，然后长驱东进，包围了西夏国都中兴府。翌年春，成吉思汗亲率大军渡过黄河，开始向金朝控制的陇右地区进军。《蒙兀儿史记》载：“（成吉思汗）二十有二年丁亥春正月，汗留别将攻中兴，自率师渡河攻金积石州。二月破临洮，三月破洮、河二州及西宁县。”蒙古攻取西宁后，还曾“徙西宁民于云京”。

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后，由蒙古诸王贵族在克鲁伦河畔举行库勒台大会，遵照成吉思汗的遗嘱，推举窝阔台继任大汗。窝阔台继汗位后，将原西夏故地及河湟吐蕃地区赐给他的次子阔端作为封地，并命其统军攻南宋四川。

蒙古大规模经略吐蕃之地即始于阔端。1235年，阔端受命攻取金未降之秦（今天水）、巩（今陇西）等州，金巩昌便宜总帅汪世显、熙河节度使（治临洮）蕃部首领赵阿哥昌等降，以赵阿哥昌为叠州（今甘肃迭部）安抚使，招集吐蕃部落，立城垒，课耕桑。这是蒙古最早任命的吐蕃官员。1236年，阔端又奉命进军四川，他命宗王穆直（察合台子）与先锋按竺迩等分兵向四川进军，攻破宕昌、阶州，进攻文州，招降吐蕃酋长勘陁孟迦等十族，皆“赐以银符”。

设文州吐蕃万户府，由按竺迩之子国宝为蒙古汉军元帅，兼文州吐蕃万户府达鲁花赤，与勘陁孟迦皆赐金符。这是史籍中蒙古最早在吐蕃地区设立的军政机构。

阔端自四川北返后，驻营于西夏重镇凉州附近，开始着手对吐蕃的经营。1239年，阔端派属将多达那波（又译作“道尔达”）领军进攻卫藏地区，从青海一直攻到藏北，热振寺及杰拉康寺在战乱中被焚毁，以大德索敦为首的僧俗共500余人，遭到杀害。

随后由于窝阔台病故，多达那波即撤兵北返甘肃。多达那波返回后，向阔端汇报了他所了解的有关吐蕃社会的情况，分析了当时藏传佛教各派在吐蕃的影响和地位，并建议阔端召请萨迦派法主萨迦班智达衮噶坚赞。1244年，阔端遂派金字使臣多达尔赤入西藏，敦请萨迦班智达衮噶坚赞（以下称萨班）到其驻地凉州相会。同年，萨班应蒙古使臣之请，“从萨迦动身前往，路上走了三年，于萨迦班智达六十六岁之阴火羊年（1247年）到达凉州之幻化寺与蒙古之王额沁阔端会见”。

萨班在吐蕃面临蒙古武力威胁的危急之秋，为了使吐蕃免遭战火的洗劫，受吐蕃各地领主之委托，前往凉州与阔端进行会谈，体现了萨班以民族利益为重的高尚精神。

当时，随同萨班同行的人员中还有他的两个侄子洽那多吉和八思巴，带领两个年幼的侄子前往，这种举动似有人质担保的意味，也符合蒙古对其他民族的征服惯例。萨班与阔端会晤，阔端极为欣悦。据说萨班治愈了阔端的疾病，并向阔端说法，劝其善待佛教。阔端第一次接触到了新的宗教仪式和教义，从这种新宗教的咒术中他感触到了一种令人敬畏的神秘力量，萨班因此也赢得了阔端的敬重。但是，阔端作为一个争作蒙古大汗的政治人物，他善待佛教和礼遇萨班，更重要的还是出于政治目的，是一种怀柔之策。

萨班与阔端达成政治上的协调后，萨班即遵照阔端之旨意，致书吐蕃各地领主，劝其归顺蒙古，这就是史籍所说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此书是萨班致吐蕃各地僧俗领主们的一封公开信，同时亦是蒙古对吐蕃的一道通牒。书中提出了吐蕃归顺蒙古的条件，并指出，若不接受其中的条件，则会遭到蒙古的军事征服；即使有人不归顺而欲反抗，最终的结局亦必然是被蒙古所征服。吐蕃各地领主听取萨班“致书”中的规劝，归顺了蒙古，并向蒙古统治者纳贡。

另外，为了促成统治者之间的政治联合，阔端授予萨迦款氏家族“金字符”，以提高其在吐蕃社会政治中的威望，并作为蒙古的代表管理吐蕃。从而，萨迦派法主在蒙古统治者的支持下，声威大震，一跃而成为吐蕃的王者，并促成了佛教与吐蕃社会政治的更进一步结合。这样，在阔端为首的蒙古统治者的经略下，没有诉诸武力而“利用宗教首领来压制世俗领主”以实现对吐蕃的统一。萨迦派与蒙古政权所建立的政治联盟，标志着吐蕃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从此，整个吐蕃社会被纳入到一个新的统一政权之中，它原有的社会结构由于元王朝这个外部强大的政治力量的作用，从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蒙古统治者实现对吐蕃的统一之后，便着手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并不断将统治权力集中到元朝中央。

1251年，蒙古和吐蕃政治联盟的两位创建者阔端和萨班，相继在凉州去世。正在这个时候，蒙古内部的最高统治权力亦曾发生重大调整，即蒙哥继贵由之后登上蒙古大汗位，这标志着蒙古最高统治权力的大汗位由窝阔台系转到拖累系。随之，漠南汉藏地区的统治权亦从阔端之属转到了忽必烈属下（忽必烈和蒙哥为兄弟）。

蒙哥即汗位后，对吐蕃的统治仍然继承了阔端所开创的策略，即继续依靠萨迦派来统治吐蕃，并在阔端开创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据八思巴1252年（蒙古蒙哥汗二年）在萨班去世后给卫藏高僧大德的信，蒙哥在向各方宣布即位诏书的同时，还曾颁布“对僧人免除兵差、劳役、贡赋，使臣们不得在僧舍住宿，不得向僧人们摊派乌拉。使僧人们依照教法为朕告天祝祷，所有的僧人之事俱有萨迦派掌领”之诏书，并“派金字使臣去吐蕃各处清查户口，划定界限”。但与此同时，蒙哥汗又命令和里斛“统土蕃等处蒙古、汉军，皆仍前征进”，对青海等地不归顺蒙古的吐蕃部落进行军事征讨。

同年秋，忽必烈奉命南征大理。第二年，“次忒剌地，分兵三道以进”，越过大渡河，直抵金沙江畔，今四川西部和青海南部等地的许多吐蕃部落次第降服。其后，蒙哥汗亲征四川时，亦曾派兵征讨朵思麻、朵甘思等地，或遣使招谕各族首领，先后将这一带的吐蕃部落或征服、或招抚，收归治下。至此，蒙古基本上统一了吐蕃全境。

在用兵的同时，阔端、窝阔台、蒙哥和忽必烈等亦十分重视笼络吐蕃佛教上层人物。吐蕃佛教各派面对社会的急剧变化，都看到“要发展和巩固各自的宗教势力就必须依靠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力量雄厚的统一的政治势力”，因而，“萨迦、帕木竹巴、止贡、蔡巴、达垅、雅桑等教派都派人到蒙古地方去，萨迦派向窝阔台汗表示归顺，帕木竹巴和雅桑两派向王子旭烈兀投诚，止贡和藏古莫两派向王子忽必烈投诚，达垅向王子阿里不哥投诚，蒙古汗王及王子也分别封给他们在西藏的势力范围大致相等的地方和属民”。如1239年阔端派多达那波进兵卫藏时，途经今青海海南、果洛、玉树等地，蒙古军经过玉树囊谦境内扎曲河一带时，囊谦首任千户贡巴阿吾（即“万户长”阿路）及根蚌寺住持鲁梅多杰（1226~1292年）闻讯后，万分惶恐，因而立即携带重礼相迎表示归顺。多达那波等亦以礼相待，回赠礼品，并赐以“六地一万户”（一说“六地十二万户”）作为领地与属民。从此，根蚌寺成为政教合一的寺院。

贵由和蒙哥在位时，对藏族地区的经略完全继承了阔端的政策，即利用萨迦派来建立蒙古对藏族地区的统治。当时，西夏僧人那摩在蒙古汗廷中很活跃。蒙哥即尊那摩为国师，授以玉印，让其总领天下释教。那摩之兄亦是僧人，曾封为“迦什弥儿（克什米儿）万户”，派往当地。这种作法，开创了由一个家族成员掌握政教大权的先例，也是其后萨迦政权的雏形。

1253年，蒙哥汗派忽必烈南征大理途经临洮进入川西地区，闻知噶玛噶举派在当地有很大势力，遂派人召请噶玛噶举派法主噶玛拔希前来与他相会。噶玛拔希因召请来到川西北与忽必烈相见之后，忽必烈让其留侍左右，而噶玛拔希未接受忽必烈的好意，离开了忽必烈，并从绒域（四川西北）向北到今天甘肃、宁夏、内蒙古一带弘法传教，还在宁夏和内蒙古交界处修建了一座名为吹囊朱必拉康的寺庙。1256年，当噶玛拔希准备返回时，蒙哥听到他在上述地区传教的消息，命令他到蒙古去见面，于是噶玛拔希又到了漠北。据藏文史籍记载，蒙哥封给噶玛拔希“国师”的称号，赐给一枚象征权力的金印和一顶金边黑色僧帽，因此，噶玛拔希传下来的活佛转世系统被称为噶玛噶举黑帽系。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被追认为黑帽系第一世活佛，噶玛拔希为第二世。

随着蒙古王室与藏传佛教上层间关系的不断发展，蒙哥于1252年在西藏进行括户后，在藏族地区开始推行千百户制度，在西藏等地建立了一批万户；同时又采取蒙古的传统制度——诸王分封制。藏文史籍《朗氏家族史》载：“此时，西藏由在凉州的王子阔端治理，由阔端阿哈（蒙古语对兄长的称呼）那里迎取应供喇嘛，蒙哥汗管理止贡派；忽必烈管领蔡巴噶举，王子旭烈兀管理帕木竹巴派，王子阿里不哥管领达陇噶举派。四位王子分别管辖各万户。”由此，“在宗教和俗人之间结成了一种充满危险的联盟：它使贵族最终地没落，而寺院将成为胜利者，寺院权力和扩张欲望与日俱增，很快变成西藏命运的主宰”。

综观蒙元时期，特别是从窝阔台到忽必烈时期，蒙古在各个藏族地区先后设立若干“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通过这些机构的建立，逐步将藏族地区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之下。“大体上先在西北，再西南，最后是西藏本部，设立地方行政机构，后以宣政院总摄各地以形成一个行政体系。”

二、帝师制度及宣政院的建立

1259年，蒙哥在四川合州钓鱼山病死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1260年三月，忽必烈抵达开平，诸王合丹、阿只吉等率西道诸王，塔察儿、移相哥、忽剌忽儿、爪都等率东道诸王，都会集在开平，召开库勒台，宣布即位，并定当年为中统元年，开始建元纪岁。“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成一代王法。”1271年（至元八年），“取《易经》‘乾元’之义”，建国号曰“大元”。

以元世祖忽必烈为代表的元朝统治者一方面认识到“必行汉法，乃可长久”，因而注重立朝仪、建都邑，以中书省总政务，以枢密院秉兵权，以御史台司黜陟，作为经久之规；另一方面，又充分考虑到边疆民族众多及不同特点，认识到必须实行“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政策，才能保持边疆地区的稳定。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便仿照西夏制度，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1264年迁都大都，在中央设立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地方行政事务机关——总制院，授命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管总制院的院务。在中央机构中设置总制院（宣政院），是元朝在统治藏族地区的政治制度上的一个新创。

1270年，因八思巴奉旨创制蒙古新字，升号为“帝师。”帝师之设是忽必烈的一个创举，是对以往西夏国师制度的继承与发展。帝师在宗教上是皇帝之师，比皇帝更崇高，因而“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之如此”。忽必烈之后的历任皇帝，竞相优待帝师，成为元朝的一种风气。

帝师之职掌，主要是：1.作为皇帝的上师，向皇帝传授戒法，举行密宗灌顶仪式。2.主持各种佛事活动。3.统领全国佛教，传播和宏扬佛法。4.领吐蕃之地。元朝在中央设立宣政院，统领全国的佛教事务，并统辖吐蕃各地，“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八思巴任帝师时，曾“向薛禅皇帝（忽必烈）及后妃、皇子等三次传授萨迦派特有的密宗大灌顶。作为第一次灌顶的供养，（皇帝）奉献了乌斯藏十三万户。……作为第二次灌顶的供养奉献了三却喀（却喀意为区）。这三个却喀是：由嘉玉阿贡塘以下到索拉甲沃以上为正教法区；自索拉甲沃以下黄河河曲以上为黑头区；自黄河河曲以下到汉地大白塔以上为俯行马区。人、马、法三却喀虽是按照奉献供养的例规奉献的，但各个却喀都有一位本钦，是按照皇帝与上师（即帝师八思巴）商议决定而任命的”。从此，八思巴以佛教特有的方式取得了统领吐蕃朵甘思、脱思麻、乌斯藏三区（即吐蕃全境）的权利。作为萨迦派法主，其政治荣誉和权力达到了顶峰。正是因为帝师的这种荣誉和权力，元朝管理吐蕃的统治体系被深深烙上了佛教的印迹。

帝师之下又设有各级行政官员：本钦、万户长、千户长、宗本、庄主及其相应的行政机构，还设有宗教上的侍从官员：索本、森本、却本、仲译等十三人。这样，吐蕃的政治和宗教，在一个新建构的社会模式背景下，更进一步结合在了一起，由萨迦派法主作为最高统领，在中央以帝师身份担任宣政院的最高领事者。

“总制院者，掌浮图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1288年（至元二十五年）改总制院为宣政院，“秩从一品，印用三台，以尚书右丞相桑哥兼宣政使”。宣政院的职权范围很广，“国家混一区宇，而西域之地尤广，其土风悍劲，民俗尚武，法制有不能禁者。惟事佛为谨，且依其教焉。以故自河以西，直抵吐蕃、天竺诸国邑，其军旅、选格、刑赏、金谷之司，悉隶宣政院属，所以控制边陲，屏翰畿甸也”。从整个元朝政治制度看，“宣政院自成系统，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并立，宣政院直辖的吐蕃地区是与行省平级的行政区划单位。宣政院的官属由本院自选，不需经过中书省。但在吐蕃地区有重大军事行动，宣政院需与枢密院会商。宣政院的文牍和官员不法行为，在皇帝特诏的情况下，可由御史台检核与督察”。此外，在吐蕃等地设行宣政院。通过宣政院及其所属机构，元朝对吐蕃地区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

同时，元朝在吐蕃地区设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隶属于宣政院，作为地方机构管辖吐蕃地区。这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一是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又称朵思麻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治河州。管辖吐蕃东北部地区，即今甘肃、青海及四川西北等地的藏族居住区，其地大致与安多地区相当。二是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又称朵甘思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治参卜朗。管辖吐蕃东部地方，即今四川西南、云南西北及青海玉树等地的藏族居住区，其地大致与康巴地区相当。三是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吐蕃西部和中部地方，即今西藏自治区，其地与卫藏、阿里三围相当，下辖纳里速古鲁孙元帅、乌思藏管辖蒙古军都元帅及卫藏等地十三万户等。

从地方行政建置来看元代青海藏族地区主要由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而西宁州则隶属于甘肃行省管辖，玉树的囊谦地区隶属于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

第三节元朝对青海藏族地区的“双轨”统治

元朝在青海的施政，汉藏文史载较为缺乏而又凌乱，大致来看，元朝在中央设立宣政院而领之于帝师，“统西蕃诸宣慰司”，“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处在以帝师为首的宗教系统和以宣政院为中心的行政系统的有效管辖之下，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同时又派宗王出镇“边徼襟喉之地”，进行有效的军事防范和威慑。因而，元朝对青海藏族地区实行的是一种“双轨”统治。大致上，“元代湟水流域和西宁州一带隶属于甘肃行省，巩昌元帅府所辖24城隶属于陕西行省，行省管理农业区；黄河南岸的积石州、贵德州一带牧区则由设在河州的吐蕃等处宣慰使司管辖，上隶于宣政院。”

一、宗王出镇

宗王出镇是元廷派皇室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的一项重要军事措施，目的在于控御边徼，藩屏朝廷。

“综合汉、藏、蒙三种史料之记载，可以判断吐蕃（至少它的一部分）是从太宗窝阔台可汗七年（1235年）以后，直至顺帝至正十四年（1354年），都是由宗王阔端和他的子嗣们镇抚的。”阔端去世后，由第三子只必·帖木儿承袭其职，镇摄吐蕃和唐兀的。《元史》载，赵阿哥潘从皇子阔端征吐蕃边地，拜临洮府元帅之后，称“子重善，侍皇子阔端为亲卫。……制（只）必·帖木儿王承制，使摄父职，为元帅，赐金符，为临洮府达鲁花赤”。到1334年（至正三年），中书省认为：阔端分地接连西番，脱脱木儿（只必·帖木儿之孙）卒，无人承嗣，遂以其地置永昌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治之，因而阔端王系在河西的统治至此结束。

1272年（至元九年）冬十月，“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分地，驻兵六盘山”。安西王驻兵六盘山，目的有二：一是防范西北叛王从这一路进兵；二是加强对吐蕃的镇慑力量。

忽必烈即位后，甘青地区成为其第七子奥鲁赤的辖地，其中西宁州是章吉驸马（后封宁濮郡王）的封地。1269年（至元六年），奥鲁赤被封为西平王。其子铁木儿不花承袭王位后，元成宗封为镇西武靖王。

上述三系宗王在吐蕃镇抚的具体情况因史载较缺而难以详知，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应是奉上命，互相协作的。综合上述阔端、忙哥剌、奥鲁赤三系宗王镇抚吐蕃的情况，“可以看出，阔端王系驻甘肃西部，忙哥剌一系驻甘肃东部，奥鲁赤一系驻四川，对吐蕃形成一个半圈形的部署。他们可能不直接管理吐蕃事务，但吐蕃处于他们势力影响之下，应该是无疑的”。

除上列蒙古宗王外，镇抚吐蕃的还有巩昌总帅汪世显，其统领的巩昌路等处元帅府在元初也具有突出的重要地位。1235年底，蒙古军兵分两路攻南宋，西路军由皇子阔端统帅进取四川时兵临陇右。时金朝“秦巩二十余州未下”，由汪世显统辖，“合力据战”。但此时汪世显已叛金，又遭到南宋宰相郑清之的坚决拒纳，正进退维谷，蒙古军采用耶律楚材的抚柔策略进行招抚，遂“率军民万家为口十万来降”。因此蒙古军实现了迅速平定秦巩、入蜀作战的战略意图。汪世显归降后，“官以便宜都总帅，凡其前所节度二十四城还受节度”。汪世显遣长子汪忠臣、次子汪德臣分别质于窝阔台汗及皇子阔端帐下，并率兵从阔端入蜀作战，在阳平关（今陕西宁强县西北）之役，尽歼关外宋军主力，杀大将曹友闻等。1240年秋，窝阔台汗召汪世显入觐，“帝数其功，赐金虎符”。1243年春阔端承乃马真皇后制，正式拜汪世显为“便宜都总帅”，秦、巩、兰、洮二十余州，“事无巨细，惟公裁决。”汪氏因之跻身于世侯之列，辖有甘肃中东部。据《元史·地理志》载：元初，将金巩昌府改为巩昌路便宜都总帅府，统五府、二十七州。

二、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

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军政机构，总的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元朝封授藏族原先的僧俗封建领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元朝承认这些封建领主对其属民的占有和统治关系，而这些封建领主则承认元朝的统治，如乌思藏地区的十三万户、甘青川藏族地区的部落首领等；另一类是元朝直接设置在藏族地区行使军政权的地方行政机构，如宣慰使司、都元帅等，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便是设在青甘川安多藏族地区的地方行政机构，统辖于宣政院。而宣政院统辖设在藏族地区的三个宣慰使司管理藏族地区的这一体制是经过一个发展过程才完善起来的。

“从元朝治理藏族地区的体制的发展看，在窝阔台、贵由和蒙哥汗时期，蒙古在藏族地区主要是招降各地的僧俗首领，对他们委以相应的官职，依照原来的政教统属关系，建立上下隶属关系。……但是直到忽必烈即位以前，蒙古在藏族地区并没有建立起正式的行政管理机构。”忽必烈即位后，元朝在建立行省、路、府、州、县的行政体制过程中，在一些距离行省较远的地区，在路和行省之间设置宣慰司，作为掌管当地军政事务的机构。正是在这样的行政机构调整过程中，1262年（中统三年），“立陕西四川行省，治京兆”。此时巩昌等处便宜总帅府隶属于陕西四川行省，所以巩昌汪氏家族中有多人任陕西四川行省的主要官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在邻近巩昌的甘青藏族地区设置了朵思麻路。据《元史·地理志》载：“至元五年（1268年），割安西州属朵思麻路总管府。”第二年，又“以河州属吐蕃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依据上述记载，可以推断朵思麻宣慰司应当是在至元五年到至元六年（1268~1269年）之间设立的。八思巴受封为帝师以及吐蕃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设立，标志着元朝对藏族地区的统治体制的初步建成。在当时，元朝一方面是扶植以八思巴为首的萨迦地方政权管理乌思藏地区，另一方面又以设在河州的吐蕃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整个藏族地区的军事、司法和驿站交通。因此，河州在当时是元朝管理藏族地区的最主要的根本基地。

随后，八思巴于1271年（至元八年）移居紧邻河州的临洮，并让其弟子在当地建立华基德钦寺等寺院，又派弟子到与河州相邻的卓尼、隆务、文都等地建立萨迦派寺院。“八思巴这次以帝师的身份在临洮居住了三年多，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学者们以前曾推测是八思巴在大都不适应气候，身体不好，因此到临洮藏族地区修养，或者是处理当地的一些紧急事务。现在看来，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作为领总制院事的帝师需要在河州、临洮办理新设置的吐蕃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事务，特别是委任朵思麻各地的藏族僧俗首领担任地方的各级官职。”这可从八思巴当时对玉树囊谦部落头人和根蚌寺主持的委任中得到印证。

从史载中看，元初忽必烈在位时期，元朝并非一开始就把藏族地区划分为三个地区，分别设置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来加以管理的。“其实，按照忽必烈最初的设想，除乌思藏地区扶植萨迦派地方政权管理行政外，其它藏族地区是由设在河州的‘吐蕃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理，后来由于贡噶桑布之乱，元朝才在乌思藏设置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直到忽必烈逝世以后许多年，由于参卜郎之乱，元朝才在朵甘思设置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同时为了区分，把在河州的吐蕃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改称为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

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起初叫吐蕃宣慰司，管辖整个藏族地区的驿站和驻军等。其主要管辖区，即脱思麻路军民万户府和西夏中兴河州等处军民总管府的辖区，因其主要管辖的藏族地区为脱思麻路，故俗称为脱思麻宣慰司或朵思麻宣慰司，后来元朝又将在甘肃东南、四川西北、青海等地的一些军政机构划归它管辖，所以其管辖范围比藏文史籍所说的朵思麻（安多地区）的范围大得多，其中还包括了原西夏王朝所占有的一些地区。《元史》中它被同时列于宣政院和陕西等处行中书省下，则它可能一度受宣政院和陕西行省的双重统属。

按《元史·百官志》的记载，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秩从二品。设宣慰使五员，经历二员，都事二员，照磨一员，捕盗官二员，儒学教授一员，镇抚二员。其下属机构有脱思麻路军民万户府和西夏中兴河州等处军民总管府。

西夏中兴河州等处军民总管府，管辖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及甘肃省东部地区，西夏中兴府和河州路曾合在一起设立军民总管府，后来西夏中兴府分出并于甘肃行省，河州路划归吐蕃等处宣慰司，但仍保留着“西夏中兴河州等处军民总管府”的名称。这样，吐蕃等处宣慰使司主要管辖之地仍是河州路和朵思麻路两路。

从藏文史籍记载看，朵思麻即安多地区，包括从祁连山北麓的武威、庄浪到阿尼玛卿山以南的广大地区。但在元代，青海黄河以北地区属甘肃行省，所以朵思麻路应是包括青海黄河以南、黄河源以东的藏族地区及今甘肃甘南州的东部、四川阿坝州的北部。这一地区当时是连成一片的藏族游牧部落分布区，元朝对这一地区的藏族部落首领封授万户、千户等官职，划归朵思麻路管辖。

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辖下军政机构在青海的主要有：1.积石州元帅府，达鲁花赤一员，元帅一员，同知一员，知事一员，脱脱禾孙一员。青海东部循化等地属之。2.吐蕃等处招讨使司，秩正三品，招讨使二员，知事一员，镇抚一员。其下属有：（1）脱思麻探马赤军四万户府，秩正三品。万户五员，千户八员，经历一员，镇抚一员。（2）脱思麻路新附军千户所，秩从五品。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副千户一员。（3）贵德州，达鲁花赤、知州各一员，同知、州判各一员，脱脱禾孙一员，捕盗官一员。（4）必呈（里）万户府，达鲁花赤二员，万户四员。

另外，今玉树藏族自治州元代属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而且其治所似在今青海境，或曰在果洛州玛沁一带，或曰在玉树或甘孜北部某地。

从上可见，元朝在青海藏族地区的上述机构的设置，情况较为复杂又前后多有变化，而且这些机构所管辖的对象亦很复杂。但与宣政院下设朵甘思和乌思藏两个宣慰使司相比较看，元朝对包括青海在内的朵思麻宣慰使司管辖地区的统治更直接，特别是当时青海黄河以北的西宁州等地已被纳入行省管理体系中了。1320年（延祐七年），元英宗由于“脱思麻部宣慰使亦怜真坐违制不发兵，杖流奴儿干之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朝在继承唐宋以来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因俗而治”的羁縻制度时，将其创造性地转变为土官土司制度。元朝建立后，在青海藏族地区广泛推行土官制度，在设置的统治机构中，任用藏族僧俗首领为长官，代表元朝行使对当地的统治权。“土官的主要特征是世袭其职、世有其地、世领其民；在其辖区内实行旧有的统治方式不变；土官必须向封建国家承担规定的政治、经济义务，战时还要率所部土兵奉调出征。”历史表明，因俗而治的土官土司制度适应当时青海藏族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习俗，有利于元朝对藏族地区的统治。据史载，元时必里万户、宗喀万户都是“世袭万户”。

第四节元代青海藏族社会经济与文化

元朝的大统一，对青海藏族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特别是青海藏族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域区位和多元的文化生态，为其吸收外部文化营养以丰富和发展自身文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农牧业

由于元朝对藏族地方经济曾给予大力扶持和多方面的优待，使元代青海藏族农牧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青海藏族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当时，“处于分割动乱中的藏区归属中央王朝，在大一统的中央政权支持下，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逐步确立并不断发展，使生产力得到解放，藏区各封建领主经济稳定发展。在元中央王朝的扶持下，藏区的经济随着与内地交通的开拓，丝织品和茶等的赏赐，物品的交流，以及对寺院赋税的豁免，得到不断发展，从此开始，无论是寺院集团还是世俗社会，都拥有了相当规模的封建庄园。元廷对帝师赐有庄园土地，使其成为吐蕃地方的封建主”。如《汉藏史集》所载：“薛禅皇帝之时，在对吐蕃广大地面清查人口户籍时，是从朵思麻开始清查的。在河州的热布卡地方，有属于囊索管辖的庄园，在城墙根有叫做拉哇城的，再往下有叫做典康溪的庄园，这些是按照圣旨奉献给上师八思巴的份地，不负担府库及驿站等汉地、吐蕃的任何税赋差役，不在编籍之内。据说有可以下五百蒙古克种子的土地。”在帝师之下，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及下属的万户、千户及寺院上层等僧俗首领如囊谦部落头人和根蚌寺主持、宗喀万户、必里万户等，也因拥有一定数量的庄园而成为大大小小的领主。因此，青海藏族农业经济开始向封建领主经济过渡。

当时镇抚青海地区的宗王率兵出镇，按元朝制度，镇戍军“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镇戍军的“屯聚牧养”对当地藏族的农牧业生产必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从史载中看，元代青海藏族农业经济有所发展，但畜牧业在总体上仍具有主导地位。“世祖中统四年，设群牧所，隶太府监。……其牧地，东越耽罗，北踰火里秃麻，西至甘肃，南暨云南等地，凡一十四处。”“马之群，或千百，或三五十，左股烙以官印，号大印子马。”“牧人曰哈赤、哈剌赤；有千户、百户，父子相承任事。自夏及冬，随地之宜，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朝廷岁以九月、十月遣寺官驰驿阅视，较其多寡，有所产驹，即烙印取勘，收除见在数目，造蒙古、回回、汉字文册以闻。”

元朝还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促进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如“大德七年（1303年）十月，中书省。户部呈：‘宣徽院经历司呈：照得各处隘口抽分羊马人员，年例七、八月间，钦赍元受圣旨，各该铺马驰驿前去拘该地面抽分，限十月已里赴都送纳，各人饮食已有定例外，据常川取要饮食分（倒）〔例〕、长行马疋草料，州县搭盖棚圈，别无许准文凭。本部参详：抽分羊马人员，每岁扰动州县，苦虐人民。今后拟合令宣徽院定立法度，严切拘钤，至抽分时月，各给印押差剳，明白开写所委官吏姓名，并不得多余将引带行人员、长行马疋，定立回还限次，钦赍元领圣旨，经由通政院倒给铺马分例前去，须要同本处管民正官，眼同依例抽分羊马牛只，随即用印烙记，趁好水草牧放。如抽分了毕，各取管民官司印署保结公文，明白开写抽分到数目、村庄、物主花名、毛皮、齿岁，申覆本院。……中间若有违法不公，欺隐作弊，宜从本道廉访司严加体察。其余一切搭盖棚圈并常川马疋草料、饮食等物，不须应付，庶革扰民欺诳之弊”。同时，在牧区“将人户验事产多寡，以三等九甲为差”。由于有政府法律和政策保护，青海藏族地区畜牧业当有较大发展。

二、交通与商业

从成吉思汗、窝阔台到忽必烈，蒙元统治者都非常重视驿站的设置。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立驿站，改善驿道交通，不仅保证了元朝政令畅通，也大大促进了藏族地区与外界联系和商业贸易的发展。

忽必烈即位后，为加强中央对藏族地区的统治，建设由内地通往乌斯藏的驿道遂成为元朝的一项重要政治举措。早在成吉思汗时，为便于各部落之间的联络，即在境内设立驿站，蒙古语称作“站赤”，并颁布过乘传的有关规定。元朝建立后，为通达边情、宣布号令，在全国范围内遍设驿站。“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站，使驿往来，如行国中。”据1331年（至顺二年）成书的《经世大典》的记载，全国驿站总数达1500多处构成以大都为中心的交通网，驿道往西南通到乌思藏宣慰使司辖境。当时，由大都至奉元（西安），再由奉元经河州至西宁州，是元朝管辖藏族地区往来所经的重要交通线。青海正处在这条交通线的主干线上。

1264年（至元元年），忽必烈定都燕京后，便开始大规模设置驿站，并进行了大力改革。“一是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和全国的统一，建立了以中都为中心，通向全国的驿传网络。二是改革蒙古站赤及汉地驿站制度。至元元年（1264年），改革汉地驿站，定《站赤条例》。新建立的元代驿传，并不是原来蒙、汉驿制的混合体，而是按照新王朝的需要，进行了变革和改造。如蒙古的站户制度虽被保留，但一些落后的管理方式被淘汰了；宋代公文传递方式被沿袭下来，但繁琐的多种递铺组织形式并没有照搬过来。三是建成‘两网制’，即以驿站为主的马递驿传网络和以急递铺为主的步递驿传网络，从而构成完整的元代驿传系统。四是陆续制定和颁布一套驿传管理制度，如《站赤条例》、《品从铺马条例》、《站户条例》、《使臣驰驿禁律》，等等。”正是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元朝也在藏族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驿站设置。

据藏文史载，忽必烈继位之初，即派“受任宣政院之职”的答失蛮前往吐蕃，令其“自萨迦以下，可视道路险易，村落贫富，选择适宜建立大小驿站之地，仿照汉地设立驿站之例，立起驿站来。使上师八思巴前往吐蕃之时，一路顺利”。“失蛮接受了上师的法旨、皇帝的札撒（诏书）等，带领许多随从，携带来往路上所需物品，以及从大小御库领出的对吐蕃各级僧俗首领赏赐所需的物品，前来吐蕃。首先，他到了吐蕃地方佛教再弘的发源地——朵思麻的丹底水晶佛殿，依次经过朵堆（即朵甘思）、卓多桑珠、藏，最后到了具吉祥萨迦寺。一路上在各地召集民众，颁发堆积如山的赏赐品，宣读诏书和法旨。从汉藏交界之处起，直到萨迦以下，总计设置了27个驿站。若分别叙述，由朵思麻站户（支应的）7个大站，在朵甘思设立了9个大站，在乌斯藏设置了11个大站。乌斯藏的大站中，由乌斯地方（前藏）的人支应的大站有：索、夏克、孜巴、夏颇、贡、官萨、甲哇等7个，由藏地方（后藏）之人支应的大驿站有：达、春堆、达尔垅、仲达等4个。并规定了各个万户支应驿站的办法。”其中，“由朵思麻站户（支应的）7个大站”，有学者认为即明代汉文史书中的河州“山后”的“纳邻七站”。

有元一代，管辖吐蕃地区的最高机构宣政院设在大都，历任帝师都在大都供职，有关吐蕃地区的重要军政事务都从大都发布命令，遇有重大或特殊事件时则派官到当地处理。“吐蕃各地僧、俗上层人物经常往返于大都，或为谋求官职，或为解决相互间的纠纷，或为邀取赏赐。因此，驿站的设置，对传达和贯彻中央政令，维持元朝对吐蕃地区稳固的统治，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驿站除了保证元朝政令通达藏族地区三大宣慰使司及其下属机构外，也大大便利了蒙藏汉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由于驿站畅通，藏族地区的种种方物土产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元朝宫廷及全国各地，同时内地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品也大量输入到藏族地区，使元代藏族商业贸易呈现出新的繁荣景象。当时藏族僧俗官员及汉藏商贾，经上述驿站往返于从大都至西安、河州、甘州、拉萨及沿途的各城镇，他们将元朝统治者的大量赏赐和自己采购的货物，利用国家的驿道运往藏族地区，进行贸易，从而丰富了蒙藏汉等各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从史载看，元代藏族对元朝的贡品名目有所谓“年例出产职贡”，有所谓“宣政院所辖西番课程钱物”及专门供奉皇太后的“西番出产货物”等，不一而足。

在元代，茶仍是内地输往藏族地区的主要货物。元世祖至元初，元朝废除了设官高价专卖之法，让茶商纳课自由交易，从而使自唐宋以来的藏汉茶马贸易进一步发展。1278年（至元十五年），元军占领四川全境，四川向西藏和西北输送茶叶的交通得以恢复。元朝仿效宋朝榷茶制度，针对专门销往藏族地区的茶叶设置了“西番茶提举司”，在保证藏族茶叶需求的同时，征收茶课。元代称藏族为“西番”，因此从四川销往西藏、青海等藏族地区的茶叶被称为“西番茶”。在元代，西番茶不仅是销往藏族地方的上品，也是元朝皇宫中的御用珍品。元朝至治初年，皇宫中一位叫忽思慧的饮膳太医，收集当时宫中和民间的饮食之方，著成《饮膳正要》一书，并将此书进献给了文宗皇帝。其中记录了用产自四川雅州等地的西番茶制作酥油茶的事情：“西番茶，出本土，味苦涩，煎用酥油。”这是酥油茶在史籍中最早的记载。

三、元代藏传佛教在青海的发展

八思巴任帝师后，于1271年（至元八年）移居临洮，驻锡于“香根”（行宫），因其在此多年驻锡，故称为“八思巴行宫”。[插图]八思巴在此驻锡其间，曾在青海藏族地区进行广泛活动，对当时青海藏传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264年（至元元年），八思巴从大都返回萨迦途中，途经今玉树称多县的噶瓦隆巴地方，曾在此举行了有僧俗万余众参加的盛大法会，在当地产生了极大影响，因此，该地就改名为“称多”（意为“万人集会”）。八思巴还在噶瓦隆巴上庄接受一家兄弟二人为徒，携往萨迦寺学经，受比丘戒，并为兄弟分别起法名噶阿尼胆巴·贡噶扎巴、噶阿尼仲巴·贡噶扎巴。其中噶阿尼胆巴便是元代声名显赫的藏传佛教高僧胆巴国师。据称多县尕藏寺当地的口碑传说，噶阿尼胆巴兄弟随八思巴到萨迦寺学经三年后，二人又遵八思巴之命返回称多，修建了一座寺院，八思巴赐名“尕藏班觉林”，此寺即今称多县之尕藏寺。其后二人又在当年八思巴讲经传法处建了一座“白玛噶波”（白莲台），以纪念八思巴。1268年（至元五年），八思巴奉旨返回大都途中再次经过称多县，为刚刚建成的尕藏寺赐给释迦牟尼十二岁身量之唐卡一幅、用金汁书写的《大藏经》一套、一尺五寸高的镀金佛塔一座、九股金刚法铃一把、法螺一个，并赐给噶阿尼胆巴掌管当地政教事务的象牙图章和白檀香木图章各一枚，至今仍保存在寺内。同时，八思巴还颁给尕藏寺一道法旨，用蒙、汉、藏三种文字书于锦缎之上，规定当地属民向该寺交纳酥油、青稞、黄金、牲畜等，任何人不得侵扰寺院。由于八思巴的支持和关照，尕藏寺在元代很快发展成为当地最大的寺院，僧众达1900多人。

之外，1264年（至元元年）夏，八思巴还曾去称多县南部的歇武地方讲经传法，且应僧众请求，将歇武多干寺改为萨迦派寺院。八思巴回到萨迦后，又派其弟子尖却仁增秋仲到多干寺主持寺务，又从萨迦寺派一名长老“萨迦喇干”住于多干寺讲法，并协助其管理寺务，之后成为多干寺定制。尖却仁增秋仲成为多干寺第一世活佛。

1268年（至元五年），奉诏回大都途中，八思巴途经称多时，曾在今称多县称文乡称文沟讲经说法。当地僧人智文措吉多杰按照八思巴旨意，在今称多县城北侧的当囊山山坡上修建了东程寺，全名“噶称多东程散丹群科尔林”（意为“静虑法轮洲”），其后渐渐发展成称多县萨迦派第二大寺院。八思巴又应当地僧众请求，将歇武乡塞巴沟下赛巴村的本教寺院赛达寺改宗为萨迦派寺院，并赐名“特钦达尔杰林”（意为“大乘昌盛洲”），即今下赛巴寺。

1274年（至元十一年）夏，八思巴在皇太子真金护送下离开临洮返回萨迦途中，在今果洛黄河源头地方受到当地僧俗首领及群众的盛大迎接和供养。《萨迦世系史》载：“在吐蕃之黄河河曲地方，蚌拉山像神鸟站立，黄河像天河降落，犹如一双日月之施主和上师，在此聚会，边地四王的军队以及十一位诸王之随从等数十万人环绕，无数的资财像夏天之祥云装饰天空一般布满施主和上师之脚下，供养十分丰厚。”[插图]经过玉树县境时，八思巴曾到下拉秀、巴塘、小苏莽等地的萨迦派寺院视察，在仁庆楞寺讲经说法，并赐给跳羌姆用的护法神面具等大量器物等，该寺因此在其大经堂安设“八思巴赤玛”，以资纪念。八思巴还曾在玉树县下拉秀乡秋林多多寺讲经说法、传授灌顶，并将自己使用过的有百根支杆的大伞盖和彩绘有百条龙的瓷碗赠送给该寺，作为纪念。之外，还曾于1267年（至元四年）特意让噶阿尼胆巴兄弟给扎武部落头人带了一幅释迦牟尼像唐卡（至今仍保存于结古寺嘉纳活佛经堂内）和檀香木度母像等。扎武部落头人因此与之结下法缘，相传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萨迦派大喇嘛党钦瓦·嘉纳西饶坚赞（1376~？）至结古地区讲经传法时，扎武头人因思念八思巴对祖先的恩德，遂强迫当地的两座噶玛噶举派小寺迁往别处，而原寺院基础上正式建成了信奉萨迦派的结古寺，并发展成为玉树北部地区的萨迦派主寺。

总之，八思巴在宣政院管辖的青南尤其是在玉树地区以其帝师身份影响和威望，大力弘扬萨迦派教法，培育弟子，建立寺院，使青海藏传佛教萨迦派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今天黄南同仁县的隆务寺、循化县的文都寺、湟中县的西纳寺也是元代建立起来的萨迦派著名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