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杀妻埋尸院子15年，儿子出200万求舅舅谅解

15年前的那天，姐姐神秘失踪，没有一丝消息留给家人。这使得弟弟杨钢心生怀疑，他觉得姐姐可能遇害了。于是，他孤身一人开始了漫长而寂寞的追凶之路。

在这个过程中，家庭中的其他兄弟姐妹过着拮据的生活，无法给予支持；父母也因为多年来的无果寻找而感到沮丧，终于不得不放弃了。只有杨钢一个人坚定地投入其中，毫不动摇地一直追求下去。

在杨钢看来，追凶不仅是为了找出真相，更是为了保护姐姐和家庭的尊严。 在他的努力下，去年当地公安机关重新启动了对姐姐失踪案的调查。姐夫张宏斌因此被抓捕，审讯中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经过十多年的失踪，姐姐的尸骨终于得以重新见天日。 随着案件进入审理流程，杨钢终于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外甥。作为见面的第一天，这个见面虽然有着温情，但随后的对话却出人意料。

外甥突然提出一个令人意外的要求，他希望以200万的金钱补偿来换取一份对父亲的谅解书：“舅舅，家里所有亲戚都已经同意了，就差您了。”而正是在15年后的那一天，姐姐的遗骨被挖掘出来，天空正下着倾盆的暴雨。

那是去年7月23日，离姐姐失踪已整整15年了。大量的人聚集在警戒线外，警方从前天晚上开始进行挖掘，一直持续到清晨。杨钢一直守在大门口，突然听到屋子里传来了动静，紧接着警察从后门将挖掘出的遗骨装上了车。事后，他进入现场，看到一楼的大面积地板被敲碎，泥土堆积。他心中明白，警方在那里找到了姐姐的遗骨。

这座楼房高达三层，其中一楼是一家母婴店，人们络绎不绝地出入。然而，藏匿着姐姐的尸骨的地点却是在楼房下面。这块地原本是姐姐家的院子，凶手也是她的丈夫，曾经将姐姐杀害并把尸体埋在了那里。

这是杨钢追寻了15年的答案。如今他42岁了，在2007年姐姐失踪后，杨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坚守在姐姐生前生活的院子里，希望能够见到姐夫，找到关于姐姐失踪的真相。 站在这里，杨钢看到地基不断被垫高，新楼房也不断增建，但他却始终等不来姐夫和外甥的出现。

就在去年案件得到破获时，姐夫张宏斌终于被捕，他勇敢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坦白地承认了自己曾杀人并将尸体埋在院子里。一旦真相传开，杨钢通过邻居得知，院子里放着一个装满仙人掌的铁桶。

据邻居们所说，这个铁桶被放置在张家院子中，每逢初一、十五，全家人都会围着铁桶进行祭拜。他们还提及，姐姐的儿子，也是杨钢的外甥，结婚那天曾在母亲埋尸的楼房前大声哭泣。 杨钢在院子一个不显眼的墙角找到了那个铁桶。

看上去有些年代了，四周洒满了香灰。这些年来，他进出院子数不胜数，却从未注意到它的存在。 那么，在铁桶下面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在天还未完全亮下来的时候，杨钢找来一把铁锨，并叫上了两个朋友。

他们将铁桶移开，开始往下挖掘，挖了大约一米深时，泥土中露出了一根长长的红布条。杨钢对这暗示出的意义一无所知。而听邻居们说，有一年，张家请了一位大师来家中做法。

那几天，杨钢晚上一直无法入睡。每当想到姐姐身上压着一栋楼，他心中怒火难平。即使警方撤离了现场，杨钢仍执迷不舍地守在埋尸楼前，不愿意离开。

他买来花圈和白布，为姐姐默默地悼念。在凌晨三四点的时候，他把纸钱点燃放在一个脸盆中。那天天气没有一丝风，纸钱瞬间起了燃，燃烧的纸片在空中旋转着，向上飞起，直至升到了两层楼高。

在场的人们紧紧地注视着这一幕，有人说：“你姐姐的冤情太重了。” 然而，杨钢的责任感并未因此而结束。今年，姐姐遇害案件在法院进行审理，即将迎来对凶手最终判决的时刻。他对这个审判抱有着深深的期待和希望。

此刻，姐姐的遗骸仍躺在殡仪馆里，杨钢渴望着等待的最终答案，希望能让姐姐真正得到安息。

消失的姐姐

通过爸妈的电话，我得知了一条令人震的消息：我姐姐突然失踪了。当时是2007年，而我自己正在上海的监狱里服刑，因为入室抢劫罪而被判刑。我得知这个消息时，姐姐失踪了两个月。姐夫张宏斌声称姐姐来上海看望我，并声称是他亲自将她送上了大巴车。

我立刻表示怀疑，我压根儿没有见到姐姐。我当时就有种不对劲的感觉，肯定出了什么事情。我立即告诉爸妈赶紧去当地报案。

关于我姐姐家里的情况，我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在我小学毕业辍学的时候，年纪还小无法出去工作，姐姐带我到安徽界首市，让我帮她打理生意，我们一起生活了五六年。

那时，她和姐夫在镇上经营煤炭生意，公婆则做建材生意。早在30多年前，他们已经是镇上的富翁了。 在外人看来，可能会觉得我姐姐嫁得很好，生活幸福。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到了后才发现，我姐姐和姐夫经常为一些事情争吵。

生意经营不好？孩子怎么带？几句话下来，两人就可能动手打起来。 对于我姐夫张宏斌，我一直都看不起他。很多次，当姐姐和婆婆吵得厉害时，他都会站在婆婆一方揍我姐姐，之后又表现得很懊悔，来哄姐姐。

我认为他很懦弱，妈宝男子，毫无担当之心。所以每次吵架，我总是把姐姐拉到一边，让她少说几句，毕竟我们是外地来的，我不想让姐姐吃亏挨打。

我姐是一个直率、坦诚的人。但是常常抱怨婚姻的困境，她辞掉了自己的工作，也生了小孩。为了孩子，她选择忍耐着，“等我儿子长大，他们还会这样对我吗？”她把改善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在我陪伴她的五六年里，我感到这样的日子太过压抑，于是决定离开去上海闯荡。姐姐当时竭力挽留我，她说父母年纪大了，等我结婚后，她会帮我买房子，安排婚礼。

我知道，她在外乡没有亲人可以依靠，想要把我留在身边，像个支柱一样。但我还是坚持去了上海。 我最后一次见到姐姐是在2003年。在上海的打拼过程中，我经历了很多辛苦。姐姐多次打电话给我，说外面做事不好就回来。

我也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于是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到姐姐身边住了两三天。他们家的条件确实越来越好，又盖了三间房。

然而，在家里，我姐姐仍然没有发言权，婆媳之间仍然每天吵吵闹闹。我觉得过日子要看别人脸色太累了，不管给我再多的钱，我也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因此，住了两三天后，我再次离开。 姐姐失踪后不久，张宏斌声称姐姐跑掉了，主动找到我父母要人。

当初我也曾考虑过其他可能性，比如姐姐是否离家出走，或者被人骗至传销组织。然而，我对姐姐的了解告诉我，无论发生何事，她都不可能不联系家人。姐姐一直非常孝顺，不论是工作还是结婚，每隔几个月她都会回家探望父母一次。

连续几年来，我一直没有得到关于姐姐的任何消息，我逐渐确信她已经不在了。在我服刑期间，我无能为力，只能向监狱的管理人员说明家人遭遇不幸，申请增加每月与家人通话的次数。

通过电话我得知，父母报案后，由于缺乏实质性证据，警方无法立案，姐姐只能被视为“失踪人口”。 最开始的几年里，张宏斌试图通过登报寻找失踪姐姐。

2009年和2010年，他两次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但都被拒绝。我更加怀疑张宏斌对我姐姐造成了伤害。 我告诉父母，他们一定要坚持向市公安局或信访部门反映问题，不能放弃。

直到2010年，张宏斌涉嫌故意杀人被界首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但由于缺乏有力证据，六个月后他被释放了。 我在监狱中感到非常焦虑，但却无能为力。

我小时候与姐姐的关系最亲密，我们家有五个兄弟姐妹，她排行老三，我是老五，相差八岁，我是在她的照顾下长大的。小时候我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姐姐回家，我们家兄弟姐妹虽然众多，但他们都离得很远，一年难得回来一次。

只有姐姐每次节假日都会回来，她会带来水果零食，给我买全新的衣服，那时我家很穷，父母平时只能勉强维持温饱。

姐姐让我的童年过得非常幸福，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无法忘怀，她对我来说就像是第二个母亲。 在那五年的服刑期间，我花了很多时间自学法律，并努力争取减刑以提早出狱。我发誓，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姐姐。

寻找姐夫

这些年来，我时常苦思冥想：如果当初我留在姐姐身边，与她建立一个家庭，相互扶持，或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于姐姐的失踪，我心中实际上有着一丝自责。

2011年我刑期结束，刚出狱不久，我怀着强烈的渴望来到姐姐之前居住的房子。我渴望了解姐姐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失踪前的生活如何度过？我想面对张宏斌，对他提出质问。同时，我也渴望见到我的外甥，他的母亲就这样悄然消失，我想知道他的想法。

多年未见，我回到了姐姐曾经居住过的房子。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房子经过了翻修，院子也垫高了。我一眼就能察觉到这些变化。 房子和商店已经租给了别人，张宏斌和我的外甥都不在那儿。

我找到了他们父母居住的地方，我尽力以平和的态度称呼他们叔叔和阿姨，希望能引导他们多谈谈关于姐姐的事情。 开始他们对我很友善，“你回来了啊。”然而一谈到姐姐和张宏斌的事情，他们却什么都不愿意透露。

我问他们是否与张宏斌有联系？“没有联系。”那么张云明呢？（外甥）“不知道。”继续追问他们，他们只是说姐姐跟其他人跑了，他们也在寻找。

在张家无法获得任何信息后，我决定询问附近的邻居。许多住在附近的人都是我以前认识的邻居，他们告诉我张宏斌这些年在广东、温州等地居住过，很少回家，即使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也不一定能见到他。

为了守到张宏斌，找到他们的破绽，我时不时地回来打探消息。刚出狱的那几年，我从事了建筑队、钢筋工、厂里上班，还当过司机拉客，在合肥、浙江等地工作。

只要有时间和一些闲钱，我就会回来。 后来我赚了一些钱，买了一辆二手车，往返就更加方便了。我多次回来，张家的父母开始反感并对我提防。如果他们发现哪户邻居与我有来往，他们事后会去对方家里吵架。

后来邻居见到我都非常紧张，不敢和我交谈，觉得惹上麻烦不值得。 为了阻挠我，张家的父母还到处散布谣言。我在打听消息的过程中，很多邻居问我是否因为他们家的官司而坐了十几年的牢。

我后来了解到，原来张家的父母不仅到处说我曾坐牢，还指责我冤枉了他们儿子，说我不是个好人。 不要小看张家的父母，尽管他们年纪已经很大了，但他们的警惕性确实很高。

有一次他们在店里做生意，我把车停在对面马路上，他父亲注意到我的车停了半天，专门查看了我的车牌号。界首市的车牌号以“皖K”打头，而我的车牌号是“皖N”，他好像察觉到了问题。我准备开车走，他父亲骑着电瓶车跟在我的车后面，我停下他也停下，我只能绕了一大圈才甩掉他。

为了不引起张家的注意，我总是绕道而行，避免经过他们父母家门口。我重点联系与姐姐关系好的邻居，在晚上悄悄上门，带着礼物请求他们：“您能帮个忙吗？如果张宏斌回来了，请告诉我一声。” 同时，我还不断写材料和文章，递交到市里和省里的相关部门，希望能重新启动调查。

我怀疑姐姐就埋在院子里，所以在接受公安机关的口供时，我也提到了这一点。为什么会有这种怀疑呢？因为当年我离开姐姐家的时候，院子非常大，至少有几百平方米，我出狱后密切关注，发现院子不断在盖新房，地势也开始垫高，这样的情况无论谁看了都会觉得不寻常。

以我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挖掘整个院子。唯一的突破口就是找到张宏斌。自从2011年出狱以来，我一直在寻找他，已经找了十多年了。离他最近的一次是在一个大年三十的晚上，他的邻居给我打电话说张宏斌回来了。

虽然来电话时已经很晚了，但我在大年初一赶过去，从下午一直守到晚上十一点或者十二点，最终还是没有等到他。

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我请求过界首市公安局，甚至私下里找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希望他们能够协调，安排我和张宏斌见面，“只要让我见见他，我会提一些问题，绝对不会与他发生冲突。”我向他们保证过。

不清楚是我的哪种努力起了作用。直到2018年，我终于接到了张宏斌主动打来的电话。我问他在哪里，他回答说在一家工厂上班。

我提议让他请几天假回来一趟，我们好好谈谈姐姐的问题，毕竟她失踪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刚开始你说你把她送上大巴车，后来你们家又说她跟人跑了，到底哪个是真相？如果她真的跟别人跑了，我可以协助你寻找。”他说他现在很忙，暂时无法请假，提到过年再说，并且电话只持续了不到三分钟他就挂掉了。

过年期间，他当然也没有出现。这个电话号码后来我不知道打了多少遍，换了很多手机打，再也打不通了。

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尊严

我梦中见过姐姐好几次，她没有说话，只是流泪。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我都会给姐姐烧香，并借此机会唠叨几句：“你到底去了哪里？给我一点线索。请你保佑我能坚持下去。” 听说河南那边有一些有名的算命先生，朋友建议我去咨一下。

虽然我知道这是迷信，但是找了这么多年，实在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了。我去算过两三次，但每个算命的都说不一样的话，有些说她肯定已经离世了，就埋在她生前的住处附近；也有些说她还活着，在南方。

如果后者是真的，南方那么大，我应该去哪里找呢？ 我感到非常疲惫和压抑，因为这些年来，无论是寻找人员，还是推动调查，主要都是我一个人在坚持。

其他的兄弟姐妹经济条件都不好，照顾自己的家庭已经很困难，无法提供更多的支持。平时大部分亲人虽然都认为姐姐肯定已经离世了，但对于我坚持张宏斌是凶手的说法持怀疑态度：“杀一个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家生活得那么好，干嘛要杀人呢？” 很多知道这件事的朋友也难以理解。

他们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他们劝我将心思放在生意上。 我父母为了我姐姐的案子奔波了这么多年，也已经非常疲惫。我妈已经80多岁了，每次一提到姐姐，她就会哭泣。

在2020年，通过相关部门的调解，我父母与张家签署了一份调解协议，张宏斌承诺赡养我父母，并每年支付6000元的赡养费，条件是我们亲属不再追究他的任何责任。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投入，我逐渐在姐姐的案子上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不断收集证据，找到了一些关键的线索，也通过各种途径推动案件的进展。我参与了很多庭审，亲自与律师一起为姐姐主持正义。

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很多挫折和不愉快，但我没有放弃。我深知这不仅仅是为了姐姐的正义，更是为了家庭的尊严。我要向那些伤害了姐姐的人证明，他们不能逃避法律的制裁。 虽然我和父母之间因为这个案件产生了很多矛盾和争执，但我明白他们的立场。

他们经历了太多失望和无助，对于案件的结果已经失去了希望。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但我不会放弃追求正义的道路。 创业和打理自己的事业让我有更多的资源和能力去推动这个案件的进展。我付出了很多金钱和精力，但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因为正义不仅仅是为了我姐姐，也是为了那些曾经受过冤屈的人，为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我感激我的妻子一直以来的支持和理解。

她知道我内心对这个案件的重视，鼓励我坚持下去。我也感谢那些站在我这边的亲友们，虽然他们无法提供实质的帮助，但他们的支持让我感到坚定和勇气。

我始终相信真相会大白，正义会得到伸张。无论经历多少困难和挫折，我都会坚定地走下去。因为姐姐的案件不仅仅关乎一个人，更关乎整个家庭和社会的尊严。

转机发生在去年1月，安徽省省长来到他们的老家进行信访接待工作，他将材料交给了现场工作人员。随后，他姐姐的案子重新展开调查，犯罪嫌疑人张宏斌被公安控制，21天后他交代了犯罪事实。

根据媒体报道，2022年，阜阳市公安局成立专班对该案进行重新侦办，通过走访和了解张某伟及其家人的性格特点、社会关系等情况，调查组没有直接客观证据，且张宏斌态度顽固拒不供述，因此对他采取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并进行了审讯攻坚。

案发的原因竟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张宏斌在口供中表示，2007年的某个早上，他姐姐因为他没有喊她起床而责怪他，双方发生争吵，他感到被辱骂后便一气之下将她推倒在床上，并掐住她的脖子，还用枕头捂住她的脸。

在发现姐姐没有任何动静后，他挖了个坑将她埋葬，并试图伪造不在场的证明。 据判决书显示，张宏斌杀人后曾试图用手对妻子实施心脏复苏技能，确定她已经死亡后，为了制造假象，他使用妻子的手机提前拨打自己的电话，并到镇上兽医站门口接听电话，让在场的人看到他，以证明妻子去了外地。

当他接到警察电话时，他正在外地出车，这些基本事实对他来说并不意外，但他仍然忍不住流泪。 他等了十五年才获得了真相。他坚持了下来，这些年来他们曾给他姐姐和他泼脏水，他忍受了很多委屈，现在他终于为他姐姐讨回了公道。

该不该谅解

我感到有些困惑和不解，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不是争吵和矛盾的时候，所以我选择保持冷静并问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问他：“张云明，你能告诉我具体发生了什么吗？为什么你提到要写谅解书和补偿金？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些事情。” 他有些尴尬地低下头，然后解释说：“舅，这些都是我爸妈告诉我的，他们说如果能够得到所有亲戚的原谅和补偿，就能更好地重建我们家庭的关系，让大家都能够过得更好。”

我心中一阵震惊，我不相信我父母和姐姐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们从来没有给过我这种印象。我感到有些愤怒，为什么张云明会编造这样的故事来争取我的支持和金钱补偿呢？ 我决定再次和我的家人沟通，询问他们是否有提到过这些事情。

经过一番深入的交谈，他们向我保证他们从来没有提到过原谅和补偿的要求。这让我更加确定，张云明可能是在说谎或者被误导了。

面对这个情况，我决定找到张宏斌和他单独谈一谈，了解他对这一切的看法和立场。我希望能够弄清楚真相，澄清这个事件的误会，同时保护我家中的团结和和谐。

谅解有可能吗？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理解和谅解是复杂的过程，尤其是在涉及到如此严重的事情时。每个人的感受和立场可能都不同，所以对于你来说，提出谅解是一种理性的考虑。

情绪和个人关系的纽带也是非常重要的。 尽管如此，谅解和道歉应该是来自那些直接涉及的人，也就是张宏斌的兄弟姐妹、父母或其他亲戚。你的外甥是受到了伤害的一方，所以提出谅解的话应该由他们自己决定。

你对张云明的愤怒和失望是可以理解的，这可能是因为你对他期望更高而感到的失望。在这个情况下，与他保持距离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然而，最终的决定仍然取决于你自己。你需要在情感和理智之间找到平衡，并根据情况做出自己的决定。

5月22日，案子一审开庭。我来到法庭，在那里再次见到了张宏斌，距离上次见面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但的相貌一点都没有改变。他告诉我，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没有自首的原因，除了担心小孩的年幼，还有害怕面对后果的心理压力。

我们谈到了曾经关于我父母抚养费的问题，两家人出现了分歧，张云明变得非常激动，在法庭上对我大声斥责，双方开始争吵起来，最后我们都被法警驱逐出庭。 事情进展到现在，我和我的外甥已经完全闹僵了，我已经没有什么需要顾忌的了。

我无法原谅他们，这些年来一直追查凶手的真相，他们家一直都表现得非常强硬，直到现在也没有看到他们真心道歉的态度。

第二次开庭时，考虑到案子的起因是婚姻家庭纠纷，并且张宏斌在归案后如实交代了罪行，法院判处了他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我们提出了190万元的赔偿请求，但法院只支持了4万多的丧葬费。

对于判决结果，我并不满意，当庭表示要进行抗诉，并已向安徽省高院提起上诉。然而，这次我决定放弃追求民事赔偿，因为我已经太疲惫了，没有精力再打一场民事官司，我只有一个诉求，就是判他死刑。

或许其他兄弟姐妹对此有不同的想法，可能认为“人已经不在了，我们应该重视眼前的赔偿金”，他们或许持有这种观点。

但对我来说，这不是钱的问题。就像在庭审结束那天，我老婆说的那样，就算我们不得不卖掉房子，最后只能租房子住，我们也要坚持到底。我会坚守自己的原则，这些年来案件都是我在奋斗，他们也没有人敢与我反对。

我姐姐的遗骨目前还安置在殡仪馆里，我打算在最终的判决结果出来之后再考虑进行火化。同时，如果可能的话，我也打算追究张家其他亲属对于罪犯的包庇责任。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我姐姐才能真正得到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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