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滩晒盐被禁217年！只因这一先进技术影响了守旧者的利益

文 | 宋世民

从精英角逐的诺奖项目，到柴米油盐品牌变换，创新几乎无处不在，鼓动人们开掘智慧潜能，用新成果去丰富新生活。不过在我们身边，历史上也曾有那么一个时期，蕴含活力的创新意识被宫廷戒律戴上桎梏。譬如，始于莱州沿海的晒盐技术就生不逢时，竟演绎出长达200多年的历史悲剧。

早在远古时代，生活在胶东沿海的先民便创造了海水煮盐的方法。春秋时期，齐桓公用管仲为相，实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促使海盐生产形成一定规模。到汉朝时，胶东盐业已十分发达。

盐是生活必需品，盐税一直是历代封建王朝重要的经济支柱，对于海盐生产技术，盐官理应审时度势推陈出新，以利富民强国。然而，在胶东半岛沿海的盐业史料中，除北宋苏轼呈宋哲宗一份《乞罢登莱榷盐状》被入史传承外，在技术领域万马齐喑，千年一辙。

早在明代，现芝罘周围已出现以煮盐谋生的皂户群落，如北皂村，孙家滩村也多以煎盐为业。

康熙四十年（1701），莱州西由终于有盐民异想天开，走出炼狱般的煎盐作坊，到开阔平坦的海滩去接受大自然的恩惠——开辟盐田晒盐。实施这种新方法，节省薪炭，减轻劳苦，提高产量。在苦难中煎熬的盐丁似乎看到一缕明媚的曙光。

在此之前，历代都是煮海为盐，唐乾元年间，将制盐者入籍为亭户，又称灶户。从事生产的人称灶丁或盐丁。煎盐需昼夜不停烟火，长年烟熏火燎使众多盐丁眼睛失明，以至从汉朝开始，常将重犯死囚流放到海边煎盐，许多人不堪折磨，相继逃亡。明万历十一年（1583），山东盐丁逃亡者达3万余人。清雍正年间，为制止盐丁逃亡，实行十家联保，一家犯罪十家连坐，使盐丁欲逃不得，欲死不能。新法晒盐意在结束这样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不料却惹恼了一些拥有煎盐设备的灶户。他们联名状告开滩晒盐者，理由很简单：危及灶户生存。

从单纯谋生角度看，抵制将使部分人失业的创新成果，似乎情有可原，属新旧交替的自然反弹。而此时诞生在莱州的晒盐技术，却深陷灭顶之灾。时任山东盐运使葛斗南无意对灶户抵制行为进行疏导化解，以保护灶户生活为名，挥毫判了晒盐死刑：除已开盐滩外，今后不准任何人开滩晒盐。

旧时盐官多出身盐商，应该说对传统的生产方式并不陌生，但对于改革祖传产业，无心体察差异，更无进取理念。朝中其他官僚科技知识也是相对浅薄。尽管康熙大帝本人对自然科学怀有兴趣，宫廷却未制定出一项在全社会推动科技发展的政策。在执掌实权的官员眼里，仍视科技知识为“形而下”，把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置身这样一种轻视和蔑视科技的氛围中，民间凤毛麟角的创新成果自然被嗤之以鼻。

300年前的清廷盐官葛斗南，囿于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的迂腐风气，更握权势一言九鼎，其恶果格外深重久远，使一曲终止煎盐的别旧挽歌悲叹迁延217年。直到1918年，开滩晒盐才在胶东沿海完全取代原始的煎熬生产方式。

海盐生产的曲折经历告诫我们，一项影响社会的创新举措，往往会给原有既得利益者带来暂时的痛苦与磨难，但是从本质上讲，创新是人们内心的共同渴望，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对于创新精神与成果，是鼓励推广，还是漠视、限制，往往关系着一个社会、一个地方乃至一个行业的兴衰。